第七三七章 枪下留人
。1928年12月,一些因在苏联留学时拥护托洛茨基被驱逐回国的**党员,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托派组织——“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”,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——“全国总干事会”,出版了杂志《我们的话》,这是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。后来,又陆续成立了三个托派组织。到了1931年5月1日,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,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,陈独秀为总书记。再后来,到了1932年10月15日,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,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。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:“我不代表任何人,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。”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。失去了“老头子”陈独秀的影响,“中国托派”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,一部分人瘐死狱中,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,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,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。
王明、康生从苏联回来时,正是斯大林以反托洛茨基主义为名搞大清洗的最后阶段。深受斯大林肃托影响的王明、康生,一回国就按照共产国际作出的《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jiān细——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》精神,炮制了肃托论,组织领导肃托工作。
此时陈独秀已经出狱,思想发生了变化,两次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叶剑英、博古,提出愿与**合作抗日。
王明听说要与陈独秀合作,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说,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,只有托派是例外。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**刽子手合作,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。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**特务等合作,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,并诬指“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”。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。
王明这个说法原则上是照抄苏联对托派的政策,说陈独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则事出有因。主要是因为托派成立后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**也反对**的主张,观点极左,很容易为国共双方所不容。托派的中央委员陈仲山给鲁迅去了封信,还邮寄了宣传品。此时鲁迅已经重病,无法回信,就由鲁迅口授、冯雪峰代笔写了《答托洛茨基派的信》,在上海的《文学期刊》和《现实文学》同时发表。这封信中,有这样一段指斥托派的话:“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……在大众面前,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,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,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?”
鲁迅的这封信本来是当时左翼文人中论战惯用笔法,就好比有人说鲁迅是领卢布的一样,骂过了就算了。但有人就利用了这一点,当时正是苏联反托洛茨基派的高cháo时期,编辑部设在莫斯科、印刷厂和发行部设在巴黎的《救国时报》第第一版,发表一则署名伍平的长篇报道,题为《我们要严防日寇jiān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,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jiān细的真面目》。为加强这篇报道的政治张力和新闻导向,报纸还在头版头条配发题为《甘作日寇jiān细的托洛茨基派》的社论,在国际上把陈独秀和托派说成了日寇jiān细。
王明是从莫斯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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